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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家庄福利院设弃婴安全岛:尊重生命或纵容遗弃?

发布日期:2019-05-18 10:22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小的“岛”了。它只有2.5平方米,却也树木葱翠、绿草如茵,星星和彩虹不分昼夜地浮现在空中,尽管它们只是平面装饰而已。红顶白墙的小屋是真实存在的,里面还有张铺了两层碎花小被子的婴儿床和一台显示为32.7摄氏度的保温箱。

  至少有20多个成年人找到了这座小岛。他们拐进石家庄西郊这条僻静的胡同,走到尽头,把怀里的孩子悄悄放在这里。

  很难说清,这座小岛对这些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。也许是一点幸运——至少,他们没有被丢到水泥地、胡同拐角或者公园草丛里。

  为防止弃婴在野外受到不良环境侵害、延长婴儿存活期,2011年6月1日,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在院门外建起这座“婴儿安全岛”,作为弃婴接收设施和临时庇护场所。截至今年1月底,共发现弃婴26名。

  福利院接收了这些孩子,随之而来的是争议。有人认为,弃婴是违法行为,设置专门接收弃婴的设施,“鼓励了不负责任的人做不负责任的事”,会变相纵容弃婴行为,甚至可能导致弃婴数量的增加。

  石家庄社会福利院院长韩金红也曾为此感到纠结。最终,他用这样一句话说服了自己和同事:“我们改变不了遗弃这一行为,但可以改变遗弃的结果。”

  在韩金红的印象中,安全岛出现前,福利院附近每年能发现10多个弃婴。他们大多躺在纸箱或编织袋里,极易因寒冷或炎热导致病情加重。有的孩子被发现时,甚至已经遭到流浪猫狗啃食,身上还爬着蚂蚁。

  在一次会议上,他听说国外有一些保护弃婴的举措,便打算在福利院门口也设置一个弃婴保护设施。德国、意大利、捷克、俄罗斯这些国家的弃婴安置场所大多位于教堂和医院,配备保温和报警系统,有的还在保温箱里铺着尿不湿。这样的举措得到当地政府的鼓励。

  2011年6月1日,石家庄社会福利院为婴儿安全岛举行了落成仪式。质疑首先从内部开始。最主要的反对意见是:安全岛相当于延长了福利院的服务半径,不仅风险大,还会增加工作负担,甚至可能间接导致弃婴数量增加。不过,市领导的出席让韩金红暂时松了口气,“至少从领导层面上确认了,我们心里先踏实点”。

  这座四四方方的小岛造价近10万元。岛内设置了保温箱和排气扇,用来提供适宜的温度、湿度和氧气。值班人员每两个小时巡逻一次,放置婴儿的人也可以自己摁下延时报警器。如果不是玻璃上那些向日葵和气球贴纸,从外表上看,它更像治安岗亭。

  最初,为规避福利院的风险,韩金红还考虑安装摄像头,以防婴儿在岛内发生意外后产生纠纷。但他担心有了摄像头,弃婴家长不敢靠近,设施沦为摆设,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  在矛盾与忐忑中,院里的人等着小岛上第一个婴儿的到来。可十几天过去了,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每天都有人忍不住问:“这个到底有用没有?”、“第一个孩子来了吗?”、“怎么还没来?”

  韩金红也有些着急:“之前就有人说我作秀。如果之后一个孩子都不进来,别人就会说:‘看你这秀作的,钱花了也没效果。’”

  直到6月15日晚上9点,值班门卫安玉红例行巡逻时,发现屋里多了一个装酒的小纸箱,里面躺着一个男婴。他被裹在粉色的小被子里,闭着眼睛睡着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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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安玉红拨打了110,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后,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,定义为弃婴并出具捡儿童证明。他随即被福利院接收,并送往儿童楼隔离室,由民政福利医院的大夫进行诊治。经检查,这个男孩刚刚出生3天,患有先天性愚型,无法治愈。

  按照电脑排序,男孩的名字是石同国。六台宝典开奖结果下载版网管家婆2018年图纸记录论坛。遗憾的是,他只在这里停留了9天就永远离去,只留下这个名字,以及档案里一个红色的小手印。

  第一个弃婴出现了,接着是第二个,一个4个月大的女孩,患有严重脑积水。仅仅两个多小时后,第三个弃婴又出现,一个脚外翻、手无法伸展的男孩……半个月的时间,安全岛连续接收3名弃婴,这有些出乎韩金红预料。石同国所带来的短暂震动和悲伤过后,院里的人开始担心另一件事:接下来怎么办,弃婴会不会密密匝匝地到来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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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门卫安玉红很难再有清静的夜晚了。一天夜里,他连着捡到3个孩子,其中一个孩子的被子里还掖着从单线练习本上撕下来的小纸片,上面写着:“我是一个年轻的未婚妈妈,实在没有办法了……”

  大多数父母并没有摁响报警铃,直到值班人员巡逻或是这些孩子哭出声,才被人发现。慌忙中,还有人把孩子扔到安全岛和后墙之间的缝隙里。

  有几次,安玉红甚至隔着门卫室的窗户看到了扔孩子的人的背影,他们在夜色中顺着墙根一溜小跑。有一次他追出门去,可那辆面包车“嗖”地一下就驶远了。

  交警部门还在马路旁边为这个偏僻的小岛设置了醒目的指路牌。按照福利院统计,婴儿安全岛去年接收24名弃婴,超过往年福利院周围发现的弃婴数量。有人问韩金红,这样的宣传会不会坚定一些家长抛弃孩子的决心?

  “不光是婴儿安全岛,福利院的工作对外宣传不宣传,始终是一个矛盾。”韩金红解释,“大多数遗弃孩子的父母都是迫不得已,也许现在不得已的因素里又增加了一些放心。”

  几年前,石家庄社会福利院曾找到过一个弃婴的父母。他们来自农村,孩子生病需要花3万元,可家里砸锅卖铁只能凑到8000元。最终,他们决定把孩子扔到福利院门口,因为“在家里是死路一条,扔在这儿至少还有救”。

  “发达国家也避免不了弃婴。”韩金红说。“不会说多一个安全岛,不良父母就增加了。弃婴行为需要社会保障部门和司法机关共同解决。福利机构没法改变社会贫困,我们能做的就是如果你遗弃了,我们让你的孩子活得有尊严。”

  但这个逻辑并不能让每个人都接受。“这是怎么个情况?难道是告诉大家:想扔孩子的尽管来扔啦,不用有后顾之忧!”在网上,有人这样说。

  实际上,这个伦理悖论不仅仅出现在中国。2009年,韩国一位牧师在教会围墙上安装了一个弃婴接收箱,遭到韩国保健福利部的反对,因为丢婴是犯罪行为,弃婴箱是鼓励人们丢婴儿,必须拆除。对此,牧师李钟落反驳说,政府在反对设置弃婴收容箱之前,首先应该提供相应的补助来帮助那些父母抚养孩子。

  日本也曾为了这个小小的箱子大动干戈。2007年,日本九州一家医院在外墙上设置接收弃婴的保温箱,电视台为此进行了公开辩论。反对人士大呼,弃婴本来就是违法,“此举将鼓励年轻父母们推卸自己抚养子女的责任,让社会的道德底线沦丧”;支持者则表示,既然弃婴现象依然存在,就应该尽早保护新生儿的安全。

  “为了最大限度保证父母不将孩子遗弃在生命得不到保障的环境下,医院只能沉默地‘纵容’那些‘无罪的罪人’。”在介绍这些弃婴接收装置的文章中,北京一位法律工作人员这样写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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